于某1与于某某2等赠与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时间:2019-02-23 19:29:49| 专长:遗产继承| 来源:郝江律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22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1,男,1991年10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培娟(于某1之母),1960年10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委托代理人:郝江,北京市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2,女,1948年12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3,女,1954年10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兼于某2、于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原告):于某4,男,1952年7月15日出生。

上诉人于某1因与被上诉人于某4、于某2、于某3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5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于某4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于某4负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于某42017年起诉本案时,刻意隐瞒本案诉争北京市西城区×××4号房产同时是我于2015年起诉于某4、于某2、于某3继承纠纷案件的继承标的,该继承案件正在审理中,于某4在该案中出示了本案中的赠与公证书,该公证书的效力应当在继承纠纷案件中给予认定,故于某4起诉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其次,我并非赠与合同的当事人,作为赠与合同纠纷案的被告是基于我继承人的身份,由于诉争标的同时在继承纠纷案件中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156条规定,本案应中止审理,应等待继承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最后,赠与合同形成于2012年2月23日,赠与人王某于2014年7月27日逝世,自赠与合同形成至赠与人去世两年多的时间,赠与人并未按照赠与合同约定办理过户手续。《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或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发生法律效力。我主张分割遗产属于物权调整范畴,于某4基于赠与合同要求办理过户登记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物权优于债权,本案应当等待继承纠纷案件结果。一审判决引用继承法相关规定审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于某4、于某2、于某3同意原判并答辩称:于某1上诉提出的问题不符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28条的规定。

于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于某2、于某3、于某1协助我办理北京市西城区×××4号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2、本案诉讼费由于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某5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四人:于某2、于某4、于某3、于久涛。于久涛与其妻朱培娟育有一子于某1。于某5于1969年去世。北京市西城区×××4号房屋于2001年8月25日登记于王某名下。于久涛于2003年7月4日因病去世。

2012年2月23日,王某作为赠与人,于某4作为受赠人,双方签订《赠与合同》,约定:“赠与人王某和受赠人于某4系母子关系,赠与人王某将名下位于西城区×××4号的房产壹处【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号(成本价出售住宅)】。该房产系王某的个人财产。赠与人与受赠人经协商,达成赠与合同如下:一、赠与人王某将上述房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于某4所有,是他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二、受赠人于某4接受上述赠与;三、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及时到房产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所赠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受赠人自愿交纳相关税费等费用……”。双方将上述协议至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公证,并由该公证处出具(2012)京中信内民证字01756号公证书。

王某于2014年7月27日去世。2015年5月,于某1作为代位继承人将于某4、于某3、于某2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分割西城区×××4号四分之一的份额,该案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尚处于审理中。

另查,诉讼过程中,于某1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提出对(2012)京中信内民证字01756号公证书进行复查申请书,法院对本案裁定中止审理。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于2017年11月10日出具(2017)京(中信)决字第14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对(2012)京中信内民证字01756号公证书予以维持。经法院询问,于某1明确表示对上述《公证复查决定书》不选择起诉方式,法院恢复本案审理。

经法院至北京市中信公证处调取《二〇一二年度国内民事公证登记第1756号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卷宗》及公证视频资料,于某4对上述公证卷宗及视频资料真实性认可,于某1表示对上述材料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公证内容并非王某真实意思表示,且表示对于卷宗中的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写有王某精神无异常的表述无法核实。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本案中,王某在其生前将名下的西城区×××4号的房产赠与于某4,于某4表示接受赠与并办理公证,故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王某应按照合同约定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于某4名下。王某去世后,其继承人具有协助于某4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于某4名下的义务,故法院对于某4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于某1主张王某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于某4并非王某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因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对于某1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于某1亦抗辩称其另案所主张的代位继承纠纷属于物权调整范畴,于某4基于赠与合同要求办理过户登记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应当在代位继承案件审理完毕后,再行处理本案事宜,但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债务,于某1所要求继承的涉案房屋已由被继承人王某通过公证方式赠与于某4,于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撤销赠与或免除赠与的情形,于某1作为代位继承人应当对该赠与合同之债予以清偿,故法院对于某1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于某2、于某3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庭审,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于某2、于某3、于某1协助于某4将北京市西城区×××4号房产转移登记至于某4名下。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询,当事人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于某4要求协助办理房产转移登记的请求应否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是否正确。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王某生前办理公证合同,将其名下位于北京市×××4号的房产赠与于某4,于某4亦表示接受赠与,故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成立。该赠与合同对王某及于某4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某应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于某4名下。由于王某死亡,其继承人有义务协助于某4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于某4名下,基于此,一审法院对于某4的请求予以支持是正确的。于某1关于本案应当等待继承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一审判决程序错误的主张,鉴于王某生前已将涉诉公证赠与于某4,且该赠与不存在法定撤销赠与或免除赠与的情形,故于某1作为王某遗产的代位继承人应当对该赠与合同之债予以清偿,故一审法院据此所做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于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淳艺

审判员  宋 光

审判员  施 忆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