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主、从犯的认定

时间:2019-07-03 11:43:30| 专长:刑事辩护| 来源:法度人生(北京德恒黄实之律师)律师

基本案情:汪积平、胡左武、张东风等人是久居南洞庭湖一带的渔民,一天汪积平、胡左武、张东风等在湖中的“渔船”上密谋猎捕、杀害国家濒危珍贵野生动物“小天鹅”来卖钱,并约定由汪积平、胡左武购置“抬枪”(一种用来发射金属弹丸的巨型“鸟铳”类捕猎工具,由多个发射装置捆绑而成)、“座船”(一种较为平敞的渔船)等猎捕工具负责捕杀小天鹅,由张东风等人负责在外围“采拾”。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间,汪积平、胡左武、张东风等伙同他人在湖南省湘阴县南洞庭湖水系的横岭湖中先后猎捕、杀害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共52只,并进行售卖牟取非法利益,本案是迄今为止湖南省建国以来最大数量的捕杀贩卖小天鹅案。
 
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张东风系主犯,应当从重处罚。
 
 
 
律师辩护意见:被告人张东风的行为不构成主犯系从犯。
 
 
 
理由如下:
 
1.犯意的提出、危害行为的实施均不是张东风等人的主动所为;
 
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从本案大量证据材料看,在胡左武、汪积平等人组织、领导的非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具体犯罪中,每次犯意的提出、犯罪行动的策划、联络、实施均是汪积平直接指示下开展的,胡左武前几次是仅是“拜师”学习,后来才逐渐主动。而反观张东风等人,每次实施犯罪活动都是被动地接受汪积平、胡左武的指示,在总共6次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中,张东风等人从来没有一次是主动策划、实施猎捕、杀害行为,全部都是被动参与。因此从犯罪行为的发起、犯意的提出、犯罪行动的策划、组织来看,张东风等人的行为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不能认定为“起主要作用”的组织犯、教唆犯。
 
2.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属于“技术犯”,张东风等人根本不具备狩猎小天鹅的专业技能,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处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
 
小天鹅属于游禽,是一种冬候鸟,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泽地带“群居”,一旦有一只小天鹅受惊其它小天鹅将四处逃窜。因此要成功猎捕“群居”的小天鹅是需要一定的工具、经验和技能。也就是说要达到猎捕、杀害小天鹅的犯罪既遂,被告人必须具备狩猎小天鹅的专门技能,而且还要添置必要的猎捕辅助工具,这样才可能实现猎捕、杀害野生小天鹅的犯罪目的。因此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小天鹅”,是典型的“技术犯”,没有一定的猎捕经验和技能是不可能或者说很难成功猎捕到群居野生的小天鹅的。
 
本案中,从现有查明的事实看,“抬枪”、“座船”等犯罪工具全是汪积平所有,用于猎捕小天鹅的“芒硝”、“钢砂”等犯罪工具也是汪积平等从湖南益阳购得,只有他和胡左武二人才具备独立的完整的猎捕野生小天鹅的犯罪条件,包括张东风等人在内的其余参与人都只是在湖边打渔的渔民,均不具备独立猎捕小天鹅的犯罪技能和经验,更没有猎捕野生候鸟的必要工具和设备,不能独立完成从犯罪预备到犯罪既遂的全部犯罪。因此从犯罪行为的停止形态分析,张东风等人因不能独立实施猎捕、杀害野生小天鹅的犯罪行为,因此他们不可能单独成立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实行犯,因此从“犯罪分工”、“犯罪作用”对“犯罪既、未遂”的影响看,张东风的行为仅可能成立共同犯罪理论下的“帮助犯”。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张东风等人在整个共同犯罪中仅处于帮忙收获“犯罪成果”的“帮助者”地位,是典型的从犯,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处于“可替代”的可有可无的犯罪地位,另外换作“李东风”、“王东风”、“赵西风”均可为之,因此在共同犯罪中仅能起到次要作用系“从犯”。
 
3.从犯罪收益看,张东风等人犯罪所得不占共同犯罪“成果”的主要部分也是从犯。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从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看,张东风等人的非法所得仅占犯罪总收益的“四成”,从趋利避害的心理出发,张东风等人没有自告奋勇、积极主动获利的“欲望”,更多的是一种“不拿白不拿”的放任获利的一种不作为心态,因此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张东风等人没有积极主动进行犯罪的动机,也没有积极主动犯罪的原动力,张东风等小天鹅“捡拾人”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处于一种次要地位,从客观行为以及主观犯罪动机分析,张东风等人都不具备“起主要作用”的条件,正是由于利益分配的次要地位,决定了张东风等人不可能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处于主导的、积极的犯罪地位,因此是从犯。
 
 
 
    裁判结论:一审法院采信了本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认定张东风系从犯,原审检察机关不服提起抗诉,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