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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房屋拆迁补助引发的维权纠纷
来源: 时间:2014-10-16
基本案情:
 
     原告系昌平区西关村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户,与拆迁方签订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因拆迁人迟迟不履行拆迁协议,被拆迁居民曾到街道信访办上访。2011年6月8日,在街道社区领导的主持下,二被告与被拆迁户代表就西关村房屋拆迁事宜进行协商,并于当日达成了《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第2项载明,二被告同意按每户一名劳动力等标准对拆迁户进行补偿,补偿时间为2006年5月至2012年5月,共6年时间,标准为每户每月1000元,共7.2万元。依据《会议纪要》,原告作为被拆迁户,应得到7.2万元补偿款。据了解,其他被拆迁户已于2011年12月8日领取到该补偿款,故起诉至法院。

      被告京客隆公司辩称:
       一、我方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或合同关系,我方对原告无任何法定和约定义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我方从未与原告签署过任何关于原告所诉为每个拆迁户安排1名劳动力到超市去工作或给予补偿的协议。
      二、即使我方出于对部分拆迁户上访的压力和人道主义考虑,于2011年6月8日经多方调解后签署《会议纪要》为拆迁户按每户1名劳动力的标准为其安排工作并对前期未安排的时间一次性给予7.2万元的补偿,我方也没有给予原告经济补偿的义务,该《会议纪要》与原告无关。
      1、《会议纪要》明确说明此次调解是因部分拆迁户到街道办上访并提出上述补偿要求,而是我方基于多方的压力和考量主动同意以拆迁范围内独立自然院落为标准,对信访办提供的人员名单上的人员给予“录用职工延期补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补助并非是对拆迁协议的追加补助,即并不是我方的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是我方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自愿承担的。因此,除19户拆迁户外,他人无权要求我方依照《会议纪要》的标准给予其相应录用职工延期补助。而根据《会议纪要》的内容和补偿拆迁户名单及协议书,原告并不在此次调解补偿的范围内,因此原告的请求于法无据。
      2、原告有偷换概念之嫌。《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我方支付录用职工延期的补助是按照“户”为单位。在2003年房屋拆迁时,原告明知韩振成与韩桂琴为父女关系,其二人房屋为同一独立自然院落,韩立冬与杨玉梅原为夫妻关系,后离异,其二人房屋为同一独立自然院落,即使假设我方承诺按照《会议纪要》给予原告相应录用职工延期的补助,那么我方已经向原告实际履行支付义务。因此,原告不应再向我方主张同样要求。
 
     被告盛世原华公司辩称:
     第一,我方同意京客隆公司的答辩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会议纪要不是合同,只是解决矛盾的方案,没有合同效力。
     第三,根据会议纪要,确认的19户补偿名单中没有原告。
     第四,根据会议纪要的19户补偿名单,在2011年11月29日,我们与19户签订了正式的补偿协议,原告不是签订补偿协议的人员。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院判决:
    
 
    《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系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首先,《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并无京客隆公司应为韩桂琴安排工作就业的相关约定,故京客隆公司、盛世原华公司对韩桂琴并不负有安排工作就业的合同义务;
     其次,《会议纪要》和《协议书》中均写明了此次补助的7.2万元不是对拆迁协议的追加补助,是对录用职工延期的补助,故韩桂琴所主张的7.2万元与《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既定的补偿项目无关;
    再次,《会议纪要》系多方就信访上访问题进行协商的会议内容的记载,其本身并不具有合同约束力,京客隆公司、盛世原华公司与19名拆迁人签订的《协议书》才具有合同约束力,韩桂琴与京客隆公司、盛世原华公司之间并无京客隆公司、盛世原华公司应当支付韩桂琴所主张的拆迁补偿款7.2万元的具有合同约束力的相关协议;
    综上所述,京客隆公司和盛世原华公司并不负有向韩桂琴支付韩桂琴所主张的拆迁补偿款7.2万元的合同义务。故此,韩桂琴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案由,依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和《会议纪要》要求京客隆公司、盛世原华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7.2万元及逾期付款损失的请求,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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