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继承声明的法律效力

时间:2019-09-11 14:08:53| 专长:遗产继承| 来源:王伟华律师

  原告缪桂仙与第三人缪永红、缪桂林分别系姐弟、姐妹关系。三人的母亲缪琼芬于1998年4月5日死亡。被告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曾用名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且曾与案外人“联盟法律服务所”属于隶属关系。2003年4月2日,原告缪桂仙与第三人缪永红、缪桂林共同向被告递交《申请书》及《承诺书》各一份,要求被告为其办理继承权公证手续。同日,第三人缪永红向被告递交《申请书》一份,申请对缪琼芬与他人共有的**坐落于栗树头村**号房屋中属于缪琼芬的份额予以继承。同日,案外人“联盟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唐春玲、李迎春作为谈话人与作为被谈话人的原告缪桂仙及第三人缪桂林、缪永红在联盟法律服务所进行谈话,唐春玲作为记录人,并制作了《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谈话笔录》二份,原告缪桂仙与第三人缪桂林对上述房产中属于缪琼芬的房产份额放弃继承,第三人缪永红对述房产中属于缪琼芬的房产份额不放弃继承。同年4月15日,“缪桂仙”与第三人缪桂林向被告出具《申明书》一份,声明对上述房产中属于缪琼芬的房产份额放弃继承,由缪永红继承。2003年4月16日,被告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作出(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确认:1.缪琼芬死亡后遗留有与家庭成员(缪永红、董秀兰、缪俊)共同共有的财产,“坐落于产权证号为昆政房官字第××号的房屋”;2.上述共有财产中,缪琼芬名下的产权份额为其遗产;3.缪琼芬生前无遗嘱,且缪琼芬的父母、配偶均先于其死亡,故被继承人缪琼芬的遗产应由其儿子缪永红、女儿缪桂林、缪桂仙共同继承;4.现缪桂林、缪桂仙均自愿放弃对遗产的继承权,故被继承人缪琼芬的遗产由其儿子缪永红一人继承。随后,上述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由缪琼芬变更为本案第三人缪永红(产权证号为昆明市房产证官字第**号,共有人为董秀兰等2人,共有权证号自200306609至200306610号)。2017年6月16日上午,原告缪桂仙以对(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中记载的其本人放弃继承遗产的情况有异议,到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进行复查投诉申请。2018年5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作出《关于(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复查申请的回复》,认为原告“于2017年6月提出该复查申请,无论是作为公证申请人还是利害关系人,该复查申请均已经超过《公证程序规则》所规定的期限,故不予受理。”2017年7月6日,原告缪桂仙以与被告缪永红、缪桂林存在继承纠纷为由,诉至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同年8月24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委托云南省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对(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中放弃继承《申明书》、《承诺书》以及《谈话记录》中“缪桂仙”的签名笔迹是否为缪桂仙书写、“缪桂仙”签名字迹红色指印是否是缪桂仙所留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10月16日,云南省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作出云南公证[2017]文鉴字第1069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及云南公正[2017]痕鉴字第239号痕迹检验鉴定意见书,确定:1.昆明市东骏公证处(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中放弃继承《申明书》中“缪桂仙”签名字迹不是缪桂仙亲笔所写,“缪桂仙”签名字迹处红色指印不是缪桂仙所留;2.昆明市东骏公证处(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中《申请书》、《承诺书》以及《谈话笔录》上“缪桂仙”签名字迹是缪桂仙亲笔所写,“缪桂仙”签名字迹处红色指印不能认定是否缪桂仙所留。同年11月22日,原告缪桂仙申请撤回对被告的起诉,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云0103民初50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缪桂仙撤回对被告缪永红、缪桂林的起诉。2018年1月12日,缪桂仙与缪桂林共同作为原告,以继承纠纷为由,将缪永红诉至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同年3月19日,缪桂仙、缪桂林申请撤诉,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2018)云0103民初4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缪桂仙、缪桂林撤回对被告缪永红的起诉。2018年9月12日,原告以被告出具的上述公证书存在程序错误,公证书的内容形式要件不合法,主要书证存在造假等情况,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主张上述诉请。另查明,涉案房屋已于2009年5月因城市建设被拆迁。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作出的(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程序违法,内容不真实,存在材料造假的情况,导致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被登记至第三人缪永红名下,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虽然2003年原告与第三人缪桂林、缪永红向被告申请继承权公证时,存于被告卷宗中的《申明书》上“缪桂仙”签名及捺印经鉴定均非其本人所写,确实存在瑕疵。但同时可以认定,被告卷宗中的《申请书》、《承诺书》及《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谈话笔录》等材料上的“缪桂仙”签字,经鉴定均系原告本人所签,且内容上均能够相互印证。即《申明书》上“缪桂仙”签名及捺印均非原告本人所写的瑕疵,并不足以能够排除其他证据中显示的“放弃继承”并非系原告缪桂仙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据此作出(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并无不妥。进而,原告缪桂仙主张因被告侵害其合法权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原告母亲缪琼芬于1998年死亡,则其诉争房屋遗产自1998年开始继承,2003年经被告公证由被继承人缪永红继承该房,并于2009年该房被拆迁。原告缪桂仙以被告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违反程序和事实作出(2003)昆官证字第1729号公证书,导致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被登记至第三人缪永红名下为由,主张云南省昆明市东骏公证处向其赔偿损失合计50,000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原告缪桂仙认为被告出具的上述公证书使其权利受到损害,应当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的两年内主张权利。其一,因被告作为作出案涉公证书依据的《申请书》、《承诺书》及《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谈话笔录》等材料上的“缪桂仙”签字,经鉴定均系原告本人所签,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则其应当自向被告作出《申请书》、《承诺书》及《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谈话笔录》之日,即2003年4月2日起的两年内主张权利。其二,案涉房屋已于2009年拆迁,则原告至少应于2009年应当知道该房屋遗产已被第三人缪永红继承并被拆迁。现,原告于2017年6月才向被告申请对房屋遗产继承公证进行复查,于2018年9月12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使依照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告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缪桂仙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缪桂仙本案上诉主张被上诉人东骏公证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公证行为存在以下过错:1、涉案公证事项并非由公证人员办理,而系由联盟法律服务所人员办理;2、谈话笔录虽然缪桂仙签字,但谈话笔录内容并未告知缪桂仙;3、申明书上“缪桂仙”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对此,本院逐一评述如下;首先,关于公证事项的办理人员。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知,涉案公证谈话笔录系由唐春玲、李迎春所做,该二人系联盟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对此,被上诉人东骏公证处认为,根据《司法部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第四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可以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申请办理公证,协助公证处办理有关公证事项。根据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八章第三条之规定,亦可证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包括协助办理公证事项。经本院审查,在本案公证行为发生当时,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协助公证处办理公证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诉人缪桂仙的该项主张不予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谈话笔录内容是否告知缪桂仙。对此,经审查,2003年4月2日,唐春玲、李迎春为缪桂仙、缪桂林制作谈话笔录,其上系对继承相关事项的询问及回答,缪桂仙与缪桂林在谈话笔录末尾处签字捺印,上诉人缪桂仙虽然认为并未将谈话笔录内容告知于她,但不能提交相反证据证实,故本院确认该谈话笔录询问程序合法有效,当事人签字捺印亦客观真实。对上诉人缪桂仙的该项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申明书上缪桂仙的签字,经鉴定确非缪桂仙本人所签。而涉案公证的核心内容系:被继承人缪琼芬的女儿缪桂林、缪桂仙自愿放弃对遗产的继承,遗产由儿子缪永红一人继承。则缪桂仙关于放弃遗产继承的“申明书”系此次公证的重要证据,然该“申明书”上缪桂仙的签名并不真实,被上诉人东骏公证处对该签名非缪桂仙本人所签亦不能给予合理解释。本院认为,公证处系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法定机构,然而本案中据以出具公证书的证据材料出现当事人签名虚假的情况,应视为东骏公证处未尽到审慎且合理的注意义务,公证过程存在瑕疵。同时,上诉人缪桂仙认为其从未收到公证书。经审查,被上诉人东骏公证处的公证书送达回执并无缪桂仙的签字,东骏公证处并不能举证证明其向缪桂仙有效送达公证书,此亦属于东骏公证处在公证事项中存在的瑕疵。然而即便本案公证过程存在以上瑕疵,但公证过程中形成的其他材料:《申请书》、《承诺书》、谈话笔录均由缪桂仙本人的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公证书所公证结果与上述材料中缪桂仙本人的意思表示并不相悖。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公证处的瑕疵足以导致涉案公证结果错误,且最终导致上诉人缪桂仙损害后果的发生,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规定,上诉人缪桂仙主张被上诉人东骏公证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不具备法定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