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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不再来的纠纷解决机制
来源: 时间:2018-11-12

与现代人动辄表示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同,传统中国人是以建立“无讼”社会为理想的。虽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利益冲突,就免不了有纷争,不过历史上的古圣先贤们,为了“息讼”,就曾想了很多办法,而最经常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感化众人,以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传说时代的舜帝即是这样一位息讼止争的高手。我们都知道《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舜的故事,说在舜时“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正对这种情况,舜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治理,而是“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之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即舜在历山耕种,感化历山的人,使他们都能让出自己的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上的人都能让出自己的住所;在黄河沿岸制作陶器,其出产的陶器再没有粗制滥造的。一年之后,他所居住的地方成了村落,两年后即成为城邑,而三年以后便成了都市。笔者所居济南城内的千佛山,古时即称为历山,又名舜耕山,相传正是舜帝为民时“躬耕”之所在,市内的“历山路”、“舜耕路”“舜井街”“舜和酒店”等,处处散发出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或许我们每日呼吸的这座城市的空气,即是大舜之“遗风”吧。无论如何,舜以其德政收社会治理之功,确是在《史记》中有“据”可查的,可以说舜为后世树立了以德止争的榜样。其后的周文王,也以“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而使周国境内“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同样是一派温暖祥和其乐融融的景象。

经过后世儒者的提倡,大舜、文王这种行德政以平决狱讼的方式,逐渐成为历代朝野为政者的追求,而手握司法权柄的地方父母官们,也将以道德教化平息纷争的事迹加以纪录,作为自己的政绩传之于世,诸如清代知县陆陇其、蓝鼎元等处理兄弟争財争田案的“妙判”不绝于史。虽然这些司法官们在审案时的智谋与策略各不相同,但却都以德教化解纷争为尚,体现了谦和礼让息讼止争的精神,最终还收到了兄弟妯娌“友恭亲爱”的功效。这样的故事或有夸饰渲染之嫌,但父母官们通过调解息讼所营造的和煦温暖的意境、淳厚的民风与温良恭俭让的社会风尚毕竟还是很诱人的。

当然,要使调解达到“息讼”的目的,必须有争讼的一方能做出牺牲,或者是双方都能“搁置争议”,或“各退一步”,放弃对是非对错公平正义的追求才可能达致,如果有一方“认死理”,非要争出个所以然来,结局可就不那么美好了,所以调解也被戏谑地成为“和稀泥”。这一点,在那些被特别传颂的兄弟争田案中均有体现,因为那些父母官们并不关注争田兄弟中谁伪造了遗嘱,谁贿赂了证人,不判断当事人手中“证据”的真伪,而他们所在意的只不过是“调解结案率”。而在那些由乡绅、长老等主持的调解中,和稀泥的倾向更为明显。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无讼”一节中,曾讲到他参加国的一些调解“集会”。他说,“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在每一次调解活动中,“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这位乡绅并不管被调解双方孰是孰非,也不分析所“评”之“理”是什么,只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一顿,责骂的理由竟是“丢了村子里的脸”,而他认为“应当”的就成了权威。其结果是虽然双方和解了,但纠纷却并未有实质性的解决,只是摄于威权之下的暂时“息讼”而已。

其实,姑且不论地方官如此处理案件占比的多少,单就其适用程序来看,最多属于不可复制的非制度性的“一次性智慧”,这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或可收定分止争之功,若是在社会流动急速的工商社会中,这种立基于人情伦理的调处息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效果则不得不让人怀疑。中国人是在清末开始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其表征之一即是权利观念的流行,而国家的法律也突出了其保障权利的功能。法官们摒弃了以往父母官们在纠纷解决中管束和引导其子民的职能,代之以专业化的司法技能来处理案件,“办案”已演化成为一种职业,对当事人的道德与伦理观念则不再负有责任。加之现代人多不愿意被不清不楚地“和稀泥”,拒绝放弃在以往可能被销蚀掉的那些权利的情况下,调解的功效自是要大打折扣。而随着那些拍一拍桌子、骂一顿就能让人“和解”的长老、乡绅的消失,人们不再服膺于传统社会的权威时,民间的调解也会日渐式微。

“调解”曾被汉学家们称为“东方的法治经验”,而当我们谈论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此。只是任何一种解纷机制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调解也概莫能外。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曾分析中国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保存着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对“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对法律、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普遍地不信任。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无权利的观念,也缺乏法律的保障,当遭遇不法侵害与纷争时,只能隐忍自己对公义的追求,听凭县令、长老等的慈悲恻隐之心的发散,而倡导谦让追求和谐的调解,自然也可发挥其非同寻常的效能。

只是时移世易,调解所依凭的田园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早已离我们远去,在今天高铁高速信息化大数据的都市中,在人们生活变动不居、权利观念凸显的时代,倡导德政,依赖调解作为基本的解紛机制,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人们会渴望那些美好的旧时代,或者怀念旧有的好日子,对大舜时期素朴的生活致意;但是无论是好是坏,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观念、想法、价值观和习惯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已然过去,没有人可以将过去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往日不再来”虽让人伤感,却又是一句大实话。适宜的,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如此,纠纷解决机制也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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