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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轻辩护

来源: 张强律师 时间:2018-09-12
正文
关于蔡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
 
律 师 意 见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受蔡某某家属的委托我担任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会见了蔡某某,查阅了案卷材料,现根据法律和事实,提出律师意见,敬请采纳!
 
辩护人对于本案的定性没有异议,但纵观本案事实,事实部分存有疑问,另外蔡某某具有自首、从犯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属于单位单位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所以,在一个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关键的前提问题是: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这是辩护人综合考虑本案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1.从形式上看,吸收投资款都是以上海亿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丹投资”)的名义进行的。投资人都是向亿丹投资提供钱款,集资人收到的是盖有“上海亿丹管理有限公司”印章的《投资管理合同》,所涉双方当事人为投资人和亿丹。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亿丹投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2.从实质上看,蔡某某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至少从蔡某某主观认识上来说,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河南嘉里公司房产开发等经营活动。蔡某某本人虽然从客户投资款中获得了一定比例的提成收入,但仍然是亿丹公司给予其的工资性收入,不能因此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3.从吸收投资实施的程序上看,亿丹投资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严密,胡学正作为法人和“老总”统领公司,亿丹投资还设有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位负责公司公司管理工作,周秀作为业务主管负责理财产品的开发等。而蔡某某作为亿丹公司的业务员只是在公司主管人员领导安排下,招收客户投资,其行为表现为职务行为。
 
4.公安机关制作的《受案登记表》也显示,投资人报案,控告的是亿丹投资、上海天厦股权投资中心等诱使受害人投资管理合同,而不是针对蔡某某本人。
 
5.本案不属于“虽然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是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罪论”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有三种情形,虽然与单位相关但是不以单位犯罪论而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第一,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第二,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第三,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具有上述任何情形,所以不属于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
 
二、蔡某某依法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普陀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承办民警在2015年10月22日所作的《到案经过》中对蔡某某归案过程有如下记载:
 
“2015年9月24日,我支队侦查员电话联系蔡某某,要求其来配合调查有关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的相关事实,2015年9月25日早9时许,蔡某某主动来我支队配合调查,蔡某某到案候后对自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相关事实供认不讳,”这在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也得到反映。
 
蔡某某在接到普陀公安局民警要求配合调查的电话后,主动到前往支队配合调查,此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
 
蔡某某在接到办案民警电话时,并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电话通知更不是刑事强制措施,当时,他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的限制,他既可能拒不配合调查逃之夭夭,也可能主动归案,怎么选择完全出乎其个人主观意愿。在此情境下,蔡某某选择投案来接受调查,是个人自由意志决定,没有外在强制因素,在他本人对自己犯罪事实心知肚明的情况下,配合调查当然意味着很可能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蔡某某归案具有主动性和自愿性,表明其具有悔过自新的态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收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蔡某某接到办案人员通知,主动前往经侦支队并配合调查,符合上述《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主动投案。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对于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拘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也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本案中,蔡某某既未逃跑,也没有被通缉、追捕,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显然小于上述司法解释所列举的情形,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原则,蔡某某的行为也应当被认定为主动投案。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著的《刑事审判参考》第45期354号案例“王春明盗窃案”中已明确,被告人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系自首。该类行为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也都会被认定为自首。
 
三、关于蔡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涉案数额
 
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关于蔡某某团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对蔡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有两项鉴定意见:1.蔡某某团队5名业务员与87名投资人签订《投资管理合同》201份,合同金额18,053,000元,投资人实际付款16,949,290元;2.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上海亿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给蔡某某团队7名业务员提成款794,134元。辩护人认为,该鉴定意见不能真实的反映蔡某某及其团队吸存数额,蔡某某本人的提成收入也与实际不符。
 
而现有的40余份合同、付款凭证和受害人笔录显示,合同金额也远远达不到鉴定意见认定的合同金额和实际付款金额。《鉴定意见》中合同金额和实际支付金额超过现有合同能够证明的合同金额和实际支付金额部分,没有其它的证据相互印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另一方面,部分投资人投资款项也不应由蔡某某来负责,具体有:
 
1.费慧在笔录中明确表示其第二笔投资款业务员是周秀,该笔投资款100,000元不应记在蔡某某名下。
 
2.陈琦也在笔录中表示其是经过周秀介绍才投资的,陈琦名下500,000元投资款也不应记在蔡某某名下。
 
3.吕光焕在笔录中陈述,“之后于当年7月17日我找到业务员刘克平又投资了30万元人民币,并签署了《投资管理合同》,对于吕光焕该笔30万元投资款不应记在蔡某某名下。
 
4.姚珠花、陈瑜在2015年4月3日投资的20万元是2014年4月4日投资款到期后续签的,该笔投资款不应重复计算。
 
蔡某某在供述中也表示《鉴定意见》中对其提成收入的认定也不符合事实,其一部分提成收入作为返利已经向投资人支付了,这部分返利不能作为蔡某某的违法所得,望贵院在审查起诉时予以注意。
 
四、蔡某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轻,属于从犯
 
本案相关涉案人员中,仅蔡某某一人到案,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起共同犯罪,并且在共同犯罪中,蔡某某所起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
 
首先,从其在亿丹投资的职务级别上看,蔡某某是在2013年11月份通过网络招聘的方式进入亿丹投资工作,之前和亿丹公司没有任何的渊源。在公司内部,如其所述,公司法人老总是胡国政,公司另有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以上人员属于亿丹投资的高层人员。蔡某某在公司担当的职位是业务主管,属于中层职位,职别级别并不高。
 
其次,从亿丹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上看,亿丹公司高层如周秀负责理财产品的开发、宣传资料的制作、客户优惠政策的制定等等,蔡某某作为业务主管仅仅听从高层领导人员的安排,以发送传单等形式吸收客户存款,其没有参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预谋,更没有具体的组织策划作用。
 
此外,蔡某某对于吸收投资款的去向和用途并不清楚,其一直也认为河南嘉里房地场开发是真实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蔡某某这一级别的业务员也是受到亿丹投资高层人员的蒙骗,才吸收投资款,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缺乏明确的认知。
 
辩护人认为,在共同犯罪中,应根据行为人在整体犯罪事实中的作用为标准区分主从犯,在主犯未能到案情形下,如现有证据能证明行为人是从犯或者不能证明是主犯的,应认定为从犯,并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本案中,亿丹投资的高层管理人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起到了预谋、领导、组织、策划的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蔡某某不过是通过网络招聘形式加入公司,在公司高层领导管理下参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从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辩护人承认,蔡某某作为业务主管,需要对以其本人名义和团队成员名义吸收存款总额承担责任,但对此首先需要承担责任的,是亿丹投资的高层管理人员,蔡某某在此范围内与亿丹投资高层管理人员构成共犯,对吸存总额负责,并应认定蔡某某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蔡某某作为亿丹投资的业务主管,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也是一时糊涂、法制意识淡泊导致的,其本人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逐渐改善家庭生活。陷入非法集资案件的漩涡,实非其本意,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当前集资洪流中的受害者。令辩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亿丹投资非吸案中仅蔡某某一人受到刑事追诉,而蔡某某不论在职务级别还是在职务权力上,不过是亿丹投资的一个中层业务员。对此特殊情况,恳请检察机关予以充分关注,并结合辩护人提出的上述律师意见,对蔡某某从轻处理。
 
辩护人: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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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第1

  • 取保候审
  • 刑事辩护
  • 刑事自诉

执业证号:1310120151081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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