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直效有限公司与直效空气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案

时间:2020-03-24 16:14:25| 专长:| 来源:张志良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46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日本直效有限公司(日文名称株式会社ダイレクトジヤパン,英文名称DIRECTJAPANCO.,LTD)。住所地:日本国新泻市。
  法定代表人:岩崎孝仁(IWASAKITAKAHITO),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良,上海志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直效空气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崔国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国,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福启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邹庆健,总经理。
  上诉人日本直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本直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直效空气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直效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福启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启达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S2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日本直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日本直效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所涉会议记录中记载的“日本DIRECT”指日本直效公司而非其他货品。DIRECTJAPANCO.,LTD的中文名称为日本直效有限公司,简称“日本DIRECT”,工商档案留存的公司章程及使领馆认证材料中均有该简称记载,上海直效公司及福启达公司相关材料中也有该名称表述,一审对该节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对日本直效公司提交的7组证据认定错误。日本直效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会议记录、电子订单、合同书、发票等全套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三笔业务往来及欠款金额,而上海直效公司除了提交了公司相关工商登记材料之外,并未提供任何反证,且其对以上三笔业务发生的事实并不否认。3、福启达公司债权转让有效且不得撤销。福启达公司已出具债权转让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未经受让人同意不得撤销,故债权转让已生效。实际上,所谓的债权转让仅为形式上转让,真正意义上的债权人一直是日本直效公司,福启达公司仅为代理报关业务,其事实上并未以债权人身份主张过任何权利。正是因为上海直效公司提出了合同主体的抗辩,福启达公司才出具了上述转让通知。4、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对时效的认定存在错误,时效起算点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故本案时效应从2014年6月20日双方对账确认应付货款后起算。本案为涉外合同,同意适用4年的诉讼时效。
  上海直效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的中文名称不应译为日本直效公司,“DIRECT”只有“直接”的含义而没有“效果”的意思,对此,双方还涉及知识产权案件纠纷。2、本案所涉三笔业务中有两笔业务的债权人为福启达公司,货款也是支付给福启达公司,应由福启达公司与上海直效公司根据双方合同进行结算。3、会议纪要仅仅是财务人员将账册上的数字进行反映,并非债权债务对账结算。即使要进行结算,也应当按照当时进口时的日元结算,与人民币无关。上海直效公司不确认本案中的电子订单和合同,但就记载的金额来讲,换算后金额与公司财务账册记载差不多。4、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14年6月20日召开的会议仅涉及公司清算及股权收购事项,并未对买卖合同进行对账,按照交易惯例,交货之后的45天为货款支付时间,本案也不存在任何导致诉讼时效延长或中断事由。诉讼中,双方同意适用中国法律,故就诉讼时效而言,尊重法院依照中国法律进行认定。
  福启达公司未向本院陈述任何意见。
  日本直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海直效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373,996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审理中变更诉请为:判令上海直效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6,771,256日元,具体构成:上海直效公司直接从日本直效公司进口货物的货款8,741,000日元,通过福启达公司进口货物的货款14,383,500日元,合计23,124,500日元,扣减通过福启达公司转付货款5,200,000日元及代垫付税款1,153,244日元(人民币61,728.89元,按照2015年12月23日当日汇率计算,即1元人民币兑换18.6824日元折合)后所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0年12月9日、2011年2月15日,上海直效公司通过福启达公司购买日本直效公司产品,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146,360元。2011年3月18日,上海直效公司支付福启达公司货款人民币430,000元。
  同年4月12日,上海直效公司向日本直效公司进口空气净化器等货物,合同价款708,178元。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上海直效公司未支付前述款项。
  2012年5月10日,上海高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海直效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1年度的利润表、2011年度的现金流量表以及附注等等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该报告“三、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中显示“……5、应付账款年末余额(人民币)1,435,698.05元,其中主要有:(1)上海福启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人民币)727,520.05元,账龄1年以内;(2)日本DIRECT(人民币)708,178.00元,账龄1年以内”。
  同年12月3日,上海直效公司代日本直效公司补缴营业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等合计人民币61,728.89元。
  2014年3月3日,日本直效公司向无锡市雷克莱特电器有限公司的“施洪明”发送《律师函》,请求查阅上海直效公司的会计账簿,核对、结算上海直效公司拖欠的货款等事宜。同月31日,上海直效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应付账款人民币1,435,698.05元。
  同年6月20日,日本直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表日本直效公司)、上海直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表雷克莱特公司)、“王莹”、“付美英”等就“进口空气净化器库存”、“应付日本DIRECT货款”、“直效办理地址变更”等事宜召开会议,由“陈勍”担任会议记录员。该记录的内容包括“一、进口空气净化器库存:1.进口空气净化器EZ-450DX-F(日本DIRECT)期初数36台……二、应付日本DIRECT货款:……2.2011年3月份支付了人民币43万元货款;3.……原来应付货款:人民币1,424,538(元)(日币:1,854,538元,11年4月份汇率约7.7595)扣除直效补缴的税款人民币61,728.89元。现应付货款:人民币1,373,996元”。上述记录下方有“王莹”、“付美英”及日本直效公司委托代理人的签字。
  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直效公司于2010年7月22日由日本直效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博效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效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持股比例为博效公司持有60%、日本直效公司持有40%。2011年12月20日,博效公司将其持有的60%股权全部转让于无锡市雷克莱特电器有限公司;日本直效公司将其持有40%中的8%股权转让于案外人海葉株式会社。
  2015年6月5日,福启达公司向上海直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出具《债权转移通知书》,称该公司是专业的代理进口报关公司,上海直效公司于2010年12月和2011年2月通过福启达公司从日本直效公司代理进口空气净化器等产品。上海直效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向福启达公司转付货款人民币430,000元;福启达公司亦于2011年3月23日将该款转付日本直效公司。其他货款至今未再收到。另外,福启达公司仅为代理进口报关机构,并非真正的债权人。故通知上海直效公司将此债权转移给日本直效公司,由日本直效公司直接向上海直效公司主张尚欠货款,具体金额以双方确认为准。
  2015年6月16日,福启达公司再次发送《债权转移通知书(补充)》表示:“现将我司通过报关系统记载的债权金额补充通知如下:(一)2010年12月我司代理进口金额2,800,000日元;(二)2011年02月我司代理进口金额11,403,500日元。合计金额14,203,500日元,当时的人民币对日元汇率为0.081383。(三)2011年3月23日,上海直效委托我司付款5,200,000日元至DIRECTJAPANCO.,LTD(日本直效公司);上海直效尚未委托我司支付货款9,003,500日元。”
  一审审理中,就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日本直效公司称“王莹”系当时上海直效公司的财务经理,“付美英”是双方业务往来期间的上海直效公司会计。上海直效公司表示当时公司已经停止运作,“王莹”是上海直效公司聘请的兼职人员,并非上海直效公司财务,“付美英”则作为知情人与会,而非上海直效公司及无锡市雷克莱特电器有限公司的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日本直效公司与上海直效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上海直效公司系买受人,货物交付地亦位于中国,故依据上述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争议焦点:一、日本直效公司主张货款的合同关系认定;二、系争款项的诉讼时效是否届满。
  对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日本直效公司主张其为全部系争货款的债权人,上海直效公司则称前两笔交易的合同相对方系福启达公司。结合各方举证,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当事人均未举证有效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其一,日本直效公司提供的上海直效公司2012年审计报告明确显示的“应付账款年末余额(人民币)1,435,698.05元……(1)上海福启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人民币)727,520.05元……(2)日本DIRECT(人民币)708,178.00元……”能够印证上海直效公司关于福启达公司系合同主体的说法;其二,日本直效公司提供的“会议记录”中虽有“应付日本DIRECT货款”金额的记载,但纵观上下文,该份记录将日本直效公司方表述为“日本直效公司”,“会议内容”又载明“进口空气净化器EZ-450DX-F(日本DIRECT)”。由此,“日本DIRECT”亦可如上海直效公司所言用于指代货物名称,且该记录中并无其他关于所负债务明确指向的相关内容,故无法证明“应付日本DIRECT货款”人民币1,373,996元的债权人均系日本直效公司;其三,福启达公司认可在本案诉讼中以债权人名义向上海直效公司送达了“债权转移通知书”及补充协议,协议内容表明将相应债权让与日本直效公司,一经送达即发生债权转让的法律效果。然福启达公司于审理中又要求收回相关通知,并认可日本直效公司系本案全部货款债权人的事实,福启达公司前后陈述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综上,日本直效公司就其主张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的标准,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日本直效公司系前两笔讼争交易的合同相对方。
  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未约定支付时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因此,系争货款的时效期间应自上海直效公司2011年4月收到货物之日起算。而日本直效公司提供的律师函寄送时间为2014年3月间,即使该函确系向上海直效公司提出主张,然因发生于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并无中断时效的法律效果。至于2014年6月20日的会议记录,因该记录中仅确定“应付日本DIRECT货款”金额,且无上海直效公司向日本直效公司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亦不构成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因此,系争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业已届满。日本直效公司主张上海直效公司支付货款,无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福启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诉讼权利。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日本直效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16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2,2165元,由日本直效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此外,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
  一审审理中,日本直效公司提交了下单方为上海直效公司、受单方为日本直效公司的4份合同书(订货单)及相应形式发票,载明:2010年11月20日订购空气净化机10台,订单及发票金额为2,800,000日元;2011年1月28日订购空气净化机、洗净机24台及其他部件,订单金额11,403,500日元,加上运费180,000元后的发票金额为11,583,500日元;2011年3月17日订购空气过滤器、清洗剂及零部件,订单及发票金额为8,741,000日元。以上三项费用总计为23,124,500日元。
  上海直效公司在一审中根据其财务账册反映的数据制作并提交了一份《直效公司进口空气净化器及其相关账务情况》,载明:2010年12月9日,从福启达公司进货货款人民币223,202元;2011年2月15日,从福启达公司进货人民币92,315,800元;2011年4月12日,从日本DIRECT进货人民币70,817,800元;2011年3月18日,支付福启达公司货款人民币430,000元;2012年12月代日本DIRECT补缴税款人民币61,728.89元。以上金额,与日本直效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上海直效与日本往来”清单金额均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日本直效公司系境外主体,本案系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就法律适用,双方虽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根据当事人诉辩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实际对涉案三笔进口业务的发生及金额并无争议,上海直效公司的抗辩意见主要在于其中两笔业务的合同对象及诉讼时效问题。
  首先,关于合同主体。本案中,福启达公司于2015年6月5日、2015年6月16日先后出具了《债权转移通知书》及其补充文件,除了确认业务发生及欠付金额外,明确陈述将其对上海直效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日本直效公司,上海直效公司亦获此通知。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之规定,上述债权转让已发生效力,且在日本直效公司不予同意的情况下,福启达公司的债权转让不得撤销。至此,日本直效公司取得上述债权,上海直效公司涉案三笔业务对应的债权人均为日本直效公司。
  其次,关于诉讼时效。本案系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4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4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日本直效公司与上海直效公司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即便按照一审认定从上海直效公司收到最后一笔货物的时间即2011年4月起算,至2014年7月7日日本直效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亦未超过4年的时效期限。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结合以上分析,上海直效公司对日本直效公司负有到期债务,应予以清偿。就支付币种,因双方业务发生时使用日元结算,一审中日本直效公司的诉讼请求为按日元支付,故本院确认支付币种为日币。就债务金额,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三笔业务发生总额为23,124,500日元,减去已付款5,200,000日元及垫付税款1,153,244日元(人民币61,728.89元,按照2015年12月23日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即1元人民币=18.6824日元折合),计算得出欠付总额为16,771,256日元。该金额经换算后未超过双方在2014年6月20日会议记录上及上海直效公司2011年度审计报告记载的应付货款人民币金额,故本院予以确认。
  另需要指出的是,双方在本案中提出的有关日本直效公司的中文译名问题,因本案系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公司主体证明材料翻译件确定中文名称,双方如存在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可另行依法解决。
  综上所述,日本直效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S288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直效空气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日本直效有限公司(日文名称株式会社ダイレクトジヤパン,英文名称DIRECTJAPANCO.,LTD)货款16,771,256日元。
  如被上诉人直效空气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16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被上诉人直效空气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165元,由被上诉人直效空气净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美琳
  审 判 员  王逸民
  代理审判员  何 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 强